小时候,把严歌苓从海上带到安徽,从安徽又带回海上。在海上,她讲普通话,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“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。”
十二三岁,她到成都参军,由于是“反动知识分子家庭”出,队部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热。十五岁,她爱上30岁的军官,被集体批斗。
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从众、得到大家的认同。“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融的那种望渴。”
她抢着扫圈,挑食,做特别苦的劳动,让自己工农兵化。平时,她不敢像在家那样随便说话,因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觉得她在讽他们。
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,已经在潜意识里给了她最具创伤xing的记忆,而正是这种创伤打开了她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yu望。她开始尝试写作。
她坦言,成为一个作家,有一丝无奈。
“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,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,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?或者医生?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。”她对记者说。
小说对她的重要xing使她如此地痴mi2于写作。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內作家成名之后,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,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“写作狂人”:“其他的工作,我好像没什么趣兴。”
之前,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,严歌苓也去了,可她觉得“ting受罪的”她说:“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。我的长处就是写作。”
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、甚至是有些孤寂的。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強烈的表达yu望发生了尖锐的冲后,便使她充満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。
从1986年至今,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、7部中短篇小说集,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。“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,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神的一个。”文学批评家、《民人文学》主编李敬泽对本刊评价说。
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,她几乎把所有的力都投到了写作中。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,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,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。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。
她多次使用“High”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:“写得就像没闸似的。”这种状态一般会在作品写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出现。那时“每个人物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了”xing格也已成型,他们好像自己会走。她每天需要做的,仅仅只是顺着他们的逻辑动动铅笔——她依然用铅笔写作。
严歌苓到底能写多少?她的回答是“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写。我总是觉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没写出来。想趁自己还年富力強的时候多写一点。”
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,比如,很久以前,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:我们家国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,而同样的大事件,反映在不同份、地位的人上,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。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。
“一个小学教员,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,跟一个家国部,他们是怎么样在家国的历史中沉浮的?”她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尝试…
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。《扶桑》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,后来的《风筝歌》《乖乖贝比(A)》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。“本来想往下写,看他们命运的变迁,一直写到我自己。但是老是被打岔掉。你看,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。”她说。
在国中当代作家中更为罕见的是,严歌苓的产量并没有影响到她作品的质量。李敬泽指出“产,而且质量还一直保持在一个准上,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內在力量。”
“很优秀”也“很边缘”
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文、改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,然而她认为,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,都是“強加在她头上的”“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。”
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,使她的作品在国中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。
京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“国中当代作家第一位”的度“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,”他认为,国中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,要么是把中篇拉长,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。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“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‘核’,动机、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,叙事控制松紧适度,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,拥有一种很典型的、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。”
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国美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。而居住在不同的家国,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,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。
“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,在某种程度上讲,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、漂移的状态,”李敬泽认为“在不同文化背景、家国、民族的差异中,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。”
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“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嘲去走。国中和国美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、好卖,也有时髦的思嘲。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、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,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‘时尚’。”
李敬泽觉得,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,也表明了国中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xing的眼光。“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,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。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,这是一个大收获。”
而在国內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“走出去”的时候,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。她明,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,自己在国美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,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,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,只是国美主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。
“在国美我永远是‘寄居’的,做不了主,”严歌苓说。“要想做主,就会很痛苦。所以,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。”
2009年4月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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